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化石能源仍将在我国能源供应中发挥重要的兜底保障作用。

　　刚刚过去的2025年是全球能源转型执着探索的一年。在经历了经济危机、能源危机与绿色转型的阵痛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化石能源在绿色转型中的基础保障地位，化石能源的地位在进一步稳固。

　　我国是能源消费大国，化石能源在我国能源消费体系中长期占据着主力地位。2024年我国全年能源消费总量约60亿吨标准煤，其中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仍高达80.2%，同时化石能源消费是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制造者”。

　　立足能源强国建设战略，化石能源既是我国能源安全的“压舱石”，也是能源结构转型的“主战场”。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化石能源仍将在我国能源供应中发挥重要的兜底保障作用。

　　因此，九游体育推动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不仅是实现“双碳”目标、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关键，而且是支撑能源强国建设、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培育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路径。

　　从行业层面、技术层面看，实现化石能源清洁利用，需要从高效开采、高效加工转化和末端治理环节协同发力、系统治理。下文将围绕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进展、挑战与对策展开探讨，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实践支撑。

　　一是资源开采环节绿色化水平持续提升。煤、油、气生产企业逐步实施产区智能化建设，旨在提升节能效率。其中，煤炭行业智能化煤矿产能已占总产能的50%以上，大量煤炭开采企业建设分布式新能源项目直接为生产供能；煤炭和油气行业普遍推广应用绿色钻井与完井、清洁压裂、二氧化碳驱油、充填开采、煤与瓦斯共采等绿色开采技术，在降低生态影响的同时持续提高资源采收率。

　　二是资源加工利用环节结构优化与低碳技术综合应用提升能效。石油石化企业通过流程优化、电气化改造和绿色能源耦合等手段实现节能降碳，重视炼油和推进“油转化”“油转特”绿色转型发展，推动石油从燃料到原料低碳转型。

　　煤电行业应用超超临界燃煤发电、常规烟气污染物超低排放等先进技术，积极推动开展“三改联动”。目前，煤电机组超低排放比例已超过95%，发电煤耗较2020年下降0.1%。

　　煤化工行业大力推进现代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气、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布局、煤制特种燃料、煤制芳烃、煤制特种功能材料、煤基可降解材料的技术研发和示范应用，实现年转化煤量超过3亿吨，各产业煤耗、水耗等指标持续下降；低阶煤通过“分质分级、能化结合、集成联产”的方式，实现半焦、热解煤气、中低温煤焦油等的清洁高效利用。

　　三是末端治理环节重视资源综合循环利用。石油勘探开发企业重视生产过程的余热利用以替代天然气，石化企业开展余热回收利用用于生产及供暖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煤化工企业对废盐等固体废物进行资源化利用，对低浓度瓦斯、焦炉煤气等排放物进行提纯回收利用实现变废为宝。

　　石化、煤化和煤电企业，在协同开展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示范应用方面做出了初步探索，在助力油田增产的同时，探索二氧化碳的资源化利用途径。

　　尽管取得进展，但能源行业在一系列探索化石能源清洁化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有一些现实问题不容忽视。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化石能源清洁利用协同度有待提升。要解决好化石能源的清洁利用，在当前化石能源依然为主体能源的形势下，需要做好能源之间协同发展这篇大文章。

　　目前，煤油气开发、加工和利用的清洁化举措多数停留在行业内部，行业之间协同总体欠缺。以控制碳排放以及最具代表性的CCS/CCUS技术为例，该技术的应用理论上需要煤炭、电力、石油化工行业协同作战方能建成高水平产业链。

　　但目前国内的CCUS项目仅停留在行业内部的示范阶段，齐鲁石化-胜利油田的CCUS-EOR驱油项目尚属少数且示范性质明显。我国能源消费以煤为主、煤炭主要用于发电。

　　煤电行业是二氧化碳排放大户，排放的二氧化碳通过混凝土碳化等途径可实现固化利用是途径之一。但相比巨大的排放量，固化利用量有限，更主要的需要依靠封存。煤电行业产生的排放通过与石油石化等行业耦合可实现封存，目前这一方面有所欠缺。

　　二是化石能源清洁开发利用关键技术攻坚面临着瓶颈。当前，化石能源清洁利用关键技术正面临着一系列具体而复杂的技术瓶颈。

　　比如，非常规油气藏急需解决开采效率和环保控制难题；燃煤发电更高效技术，以及燃煤CCUS耦合发电等仍需进一步科技攻关；石油化工和煤化工高端化原料化、高端化发展，离不开石油催化裂解生产烯烃/芳烃技术、原油直接催化裂解多产化学品技术等石油直接制备化学品技术和合成气直接制化学品技术及特种油品合成等关键技术支撑。

　　目前，这些技术仍处于研发试验或示范阶段，技术成熟度较低，不能有效支撑化石能源的进一步清洁高效利用。

　　三是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投资和运营成本较高，收益低，经济性不足。化石能源清洁化利用对行业而言需要额外的成本支出用于投资相关设施。

　　低碳化、零碳化改造成本高昂，比如目前推进的CCUS、超低排放改造、大规模电解水制氢、绿氢耦合和多能互补等项目的初始投资与运维费用在实践的企业中普遍较高。

　　如在绿氢炼化场景中，基于可再生电力生产的绿氢的成本20～25元/公斤，而传统煤制氢成本10～15元/公斤，绿氢应用成本制约其推广应用，导致此类项目盈利能力较低，企业短期内难以收回成本。

　　同时，在现有市场条件下低碳化改造项目融资困难，导致企业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特别是由于碳市场机制欠缺，企业化石能源清洁开发利用的碳收益不能通过市场得以保障，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积极性。

　　一是做好顶层设计，系统提升化石能源内部协同，提升清洁化利用水平。鉴于化石能源在我国能源消费中占比高、能源转型周期长，同时考虑我国“双碳”目标对能源行业发展的硬约束，宜高度重视化石能源清洁化利用，实现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兼顾。

　　现阶段在各类化石能源清洁化利用政策及规划文件、产业实践的基础上，宜进一步提升化石能源清洁化利用在能源“十五五”规划中的地位，尤其需要重视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之间的产业发展协同，通过提升能源行业协作提高CCS/CCUS等关键技术应用水平，拓展应用空间，实现化石能源清洁利用点面结合以形成产业链和增长点；继续完善电力供应系统、为企业消费绿电创造条件，通过发展绿电直连和零碳园区等助力零碳煤矿、零碳油气田、绿色炼化建设。

　　二是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集中力量攻坚非常规油气高效开采、高效煤电、油煤直接制化学品、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等技术。建议由国家能源主管部门牵头，联合重点企业、科研院所，设立国家级技术攻关平台，大力推进、实行“揭榜挂帅”机制，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化石能源清洁利用技术。

　　注重页岩油气开采效率和环保控制技术研发、更高参数燃煤发电技术的研发；推进燃料电池耦合发电等前沿技术攻关；推动油煤直接制化学品技术研发和落地，实现油煤短流程高效利用；开发新型吸收剂、膜分离等降低捕集能耗的技术，拓宽二氧化碳矿化固化利用、二氧化碳制化学品制造等资源化利用途径和技术，鼓励化石能源制氢搭配CCUS的集成工艺技术发展应用以提高CCUS整体技术水平和经济性。

　　加大产业实践示范，通过示范工程引领产业化鼓励能源、化工、装备制造企业和终端用户组建创新联合体，共同开展技术中试验证与规模化应用模式探索，加快技术研发向市场转化步伐。

　　三是加大对化石能源清洁利用财税政策支持，完善碳市场机制，确保化石能源清洁开发利用中的碳收益以抵消低碳、零碳改造的高成本。

　　强化政府直接资金激励，引导社会金融资源定向支持项目低碳改造，降低企业投资压力。可考虑设立与化石能源清洁利用相关的专项基金，通过中央财政投入和绿色金融撬动，为经济性较低的清洁高效利用项目等提供一定周期的贴息贷款或补贴，并引导政策性银行和绿色债券资金加大对绿色低碳转型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形成多元化的资金保障体系，缓解企业投入压力；进一步完善碳市场和绿证制度，完善CCER制度，为化石能源清洁开发利用企业获取碳收益、形成碳资产创造有利条件。

　　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正积极推进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确保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双重目标的实现。化石能源，作为我国能源消费的主力军，目前依然是保障能源供应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基石。

　　能源强国战略要求我们在保持能源供应稳定的同时，加速推进化石能源的绿色转型。通过优化资源开采、提升加工转化效率、加强末端治理等多方位措施，我国在化石能源清洁化利用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然而，协同不足、技术瓶颈和高昂的成本依然是面临的挑战。因此，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政策支持，推动关键技术突破，建立健全碳市场和绿色金融体系，以促进化石能源清洁利用的可持续发展，为能源强国的建设提供有力支撑。